灭佛运动与禁佛运动的历史原因与佛教影响

灭佛运动与禁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受到冲击与限制的两个重要事件。这两次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探讨这两次运动的历史原因，并分析其对佛教信仰与传统的影响。

大肚弥勒佛

一、灭佛运动的历史原因

灭佛运动发生在公元9世纪至10世纪，是唐朝晚期至五代时期的一次重大社会事件。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
首先，政治因素对灭佛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唐朝末期，政治腐败、统治失序以及地方军阀割据等问题导致了国家衰落。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一些政治家和士人认为佛教僧侣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因而提出了灭佛的主张。
其次，社会因素也是灭佛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唐朝的社会动荡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乱和人口流动。这些问题使社会秩序的维持变得异常困难，人们对佛教僧侣的安定作用开始产生疑虑，认为佛教的存在加剧了社会不稳定。
最后，文化因素也对灭佛运动发挥了一定影响。唐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达到了极盛的时期，形成了大量的佛教文化和艺术。然而，一些士人和文化精英认为佛教的兴起削弱了传统文化的地位，因此提出了灭佛的主张。

佛教作为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流传入中原地区就迅速在民间流传。但佛教在中原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由种种原因引发的无数次“灭佛运动”，令佛教的发展之路一次次的深受打击；其中有四次大规模地“灭佛运动”，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统治时期发动的灭佛事件，统称为“三武一宗之厄”或“三武一宗法难”。

1、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事件
北魏存在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南北朝时期，也是北朝中的第一个北方政权；北魏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虽然出生于被汉人视为“蛮夷”的鲜卑族，但其一生雄才大略、励精图治，是位有抱负有理想的君主。
对于崇尚“以武治国”理念的拓跋焘而言，心目中就是希望举国皆兵；拓跋焘在位期间北驱柔然，南攻刘宋，大破胡夏、北燕、北凉统一了北方地区，随着征服土地范围的扩大和统治子民数量的增多，为了长期控制中原地区并巩固政权，拓跋焘无限增长的野心势必和佛教产生冲突。
在拓跋焘刚刚继承皇位初期，也喜欢和佛门有德高僧谈经诵佛、坐论禅理，随着北魏信奉佛教的人民数量急剧增长，佛教在北魏的势力也逐渐发展壮大；自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为适应民间的传播发展需要，势必和阴阳五行、吉凶预测之类的神秘学说扯上关系，人民信奉佛祖而不敬畏统治阶级，必定妨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权威。
更由于出家之人向来有免除税赋和徭役的特权，也可以免服兵役，相对于北魏对外扩张的战争中有重大影响，很多人就是为躲避苛捐杂税以及兵役徭役而视佛门为避难之所，更本着佛门“慈悲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远离战争，造成了北魏军队兵源的招募困难，国土扩张步伐的停滞，使拓跋焘对佛教不满之心日渐滋长。
自佛教传入中原以来，对本土盛行宗教特别是道教的冲击不止是一星半点。太武帝的宠臣，官拜北魏司徒的崔浩出身于世族大家，平生涉猎阴阳五行和易经术数学说，极度笃信道教，特别推崇北朝道教领袖代表寇谦之的“天师道”，经崔浩极力疏佛近道的劝谏和影响，拓跋焘在募兵过程中极不顺利的情况下，接纳并加入了寇谦之吸收儒家理论改良过的“五斗米道”。
公元438年，太延四年，一直将战争视为强国之业的拓跋焘在攻伐北凉前颁布诏令，勒令年龄五十岁以下的僧人一律还俗加入军队服役，为国征战沙场。
公元440年，拓跋焘改年号“太平真君”，深信道教的他在国内兴建道场道宫，成为彻头彻尾的虔诚道徒；公元444年，太平真君五年，拓跋焘开始轰轰烈烈的“灭佛大计”，先是诏令天下禁止豢养容留僧人，若有私藏者限期交出，逾期或隐瞒不报者死刑并诛全族。
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九月，陕西杏城发生了聚众十万余人，反抗鲜卑族残酷统治的“盖吴起义”，翌年拓跋焘领兵镇压叛乱过程中，途经长安一所寺庙时发现僧人私藏兵刃，怀疑僧人和叛贼盖吴私下勾结，震怒下屠尽整间寺庙和尚，崔浩乘机进谗言劝拓跋焘“灭佛”，于是北魏佛教迎来灭顶之灾。
北魏太子拓跋晃对佛教情有独钟，屡屡上书劝阻拓跋焘的“灭佛运动”，与父亲意见产生巨大分歧，虽然“灭佛运动”暂缓，但僧人们还是成为过街老鼠，除部分闻迅遁逃外，还是有很多无辜僧人难逃劫数，经书被焚、佛像被捣、寺庙被毁、僧人被诛，北魏国家内和佛教有关的全部未能幸免，全国上下人人自危，与佛门有关联的人更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太子拓跋晃尽己所能秘密隐藏了一批经书佛像外，还营救了不少僧人性命。
北魏的灭佛运动，史称“太武法难”。灭佛不久后的公元448年，寇谦之病亡；公元450年，崔浩因在其主持编撰的国史中，昏了头揭露拓跋焘祖先的屈辱历史，除本人被拓跋焘腰斩还诛连族人数百，史称“国史之狱”；公元452年，拓跋焘也被北魏权臣宦官宗爱所弑；太武帝驾崩后，继位者文成帝下诏停止“灭佛运动”，佛教才在民间渐渐恢复兴盛，至孝文帝元宏统治时期，北魏僧尼数量已超过200万人之多。
综上所述，“太武法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灭佛事件”，首先是宗教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产生冲突，其次是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利益产生冲突，最终信仰冲突产生的矛盾急剧白热化，在封建制度下发生的一幕悲剧。

2、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事件
又是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北周第三位皇帝，为人尊儒重道，致力于发展国家统一，也是位有德明君，同时还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宇文邕自小至孝聪慧，为人大度，前途可谓一片光明；宇文泰死后，宇文邕的几位兄长上位，但被堂兄权臣宇文护以各种借口屠戮殆尽；17岁时，宇文邕被权倾朝野的宇文护架上皇位，成为“北周武帝”，但宇文护只是将宇文邕扶植为自己的傀儡，宇文邕虽有帝王之名却无帝王之实，北周军政实权一直把持在宇文护掌控中。
宇文护的任性妄为，独霸北周行径自然令宇文邕大为不满，在权势和影响力不及宇文护的不利情况下，宇文邕只能见机行事；宇文护极为推崇佛教，亏心事做太多就妄想能得到佛祖保佑而高枕无忧，利用权力在国内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造寺庙，宇文邕为明哲保身，不得不依附宇文护一起投其所好大力宣传佛教。
在宇文护的羽翼袒护之下，北周佛教工作发展的一日千里，如火如荼，和尚尼姑成为当时最吃香的职业，不仅享受无数特权，而且可以不用纳税，不少怀揣梦想之人“飞蛾扑火”地投身这个伟大事业，一时间北周出家风气盛行，劳动力都跑去当和尚，原来的耕地农田上盖起了寺庙，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因此而停滞不前。
公元567年，北周天和二年， 对佛教心有不满的卫元嵩勾结道士张宾，上疏请求宇文邕废除佛教，此事正中北周武帝下怀，于是“灭佛运动”开始计划酝酿之中。
公元572年，北周天和七年，宇文邕用计诛杀宇文护后大权在握，启动了“灭佛运动”的前奏。翌年年末，宇文邕召集文武百官、僧道共同探讨，提出了“儒为先，道居次，佛为末”的断言，为“灭佛”埋下了伏笔。
公元574年，北周建德三年，宇文邕下令“灭佛断道”，然而倒霉的不仅仅是佛教，连带道教也一并属于被禁之列，一夜之间北周国内经书道书被焚烧，佛像神像被融解或被捣毁，僧人道士被驱逐，塔庙道观被夷为平地。
公元577年，北周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前全国人口1250万人，灭北齐后人口激增至3250万人，僧尼的数量却突破了300万，几乎占据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当然其中也有心怀不轨之徒混水摸鱼，并不是单单奔着真心“弘扬佛法”的目的性而来；此时宇文邕将“灭佛断道”运动扩展至整个北方地区，毁寺庙4万余座，勒令强迫300万僧道尼还俗。
次年五月，宇文邕率军兵分五路北伐突厥途中病倒，六月回到洛阳当天病逝，享年35岁。
综上所述，北周武帝“灭佛运动”固然有部分是因为宇文护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国家。宇文邕的政治理念“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在宗教和统治阶级利益产生抵触，在由其主导的“灭佛运动”过程中，虽然时间周期长，覆盖范围广，却使北周国力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宇文邕只是强迫僧道尼还俗，并未予以残酷极端手段大肆屠杀，其治国手段的灵活变通，不仅让北周军队规模得到扩充，更使国家耕地扩大和经济发展得到恢复；由宇文邕主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灭佛运动”，是“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利国利民性举措。

3、唐武宗李炎灭佛事件
正所谓“乐极生悲，物及必反”，此次的“灭佛运动”，发生在佛教鼎盛时期的唐代。隋唐两代，其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崇并提倡佛法，一时间这种外来宗教以极快速度在民间漫延开来。
公元819年，唐元和十四年，大唐第11位皇帝唐宪宗李纯在关中佛门圣地法门寺奉迎佛舍利至宫中，三日后送往长安各寺庙供僧人和信徒瞻仰礼拜，又在大唐国内掀起了一股狂热的佛教浪潮。
唐朝开国以来，佛教势力根深蒂固并开枝散叶，寺庙和僧人都不用缴纳税赋，而且还需要社会底层百姓的供养，越来越多好逸恶劳和逃避税赋之人遁入空门，长此以往形成社会问题并有很严重的国家隐患，逐渐连唐朝中央政权也深受影响；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中央集权日益削弱，藩镇力量逐渐强大，僧、道两大势力也在蚕食着儒学的影响范围。
此时唐代著名大诗人韩愈站出来发声，向唐宪宗上表以儒家的主观立场坚决反对佛教，大意是认为佛教源于外邦，与中国风俗人情各方面都不相同，若是佛祖这么灵验，有什么因果报应尽可以往我韩某人身上施展等云云。韩愈这篇奏表原本是一片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强化中央集权，确定儒家正统”，却与唐宪宗一意向佛之心背道而驰，李纯恼羞成怒下原本要处死韩愈，多亏了旁人说情，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触犯天子之威的韩愈还是免不了被贬官的下场；信奉孔孟“忠君孝亲”儒家之道的韩愈向来不喜佛教，认为佛教来自夷狄之邦，与中原风俗文化格格不入， 但他的反佛行为正处于唐朝全民向佛的鼎盛时代，下场显而易见。
李纯在位期间礼佛信仙，滥用丹药，朝廷间各势力相互倾轧，导致唐朝国势日渐衰败，之后继位的穆宗、敬宗、文宗依旧大力弘扬佛教，结果就是国家负担日益严重，僧尼数量直线激增，国家财政大量流入寺庙导致国库空虚。
直到唐武宗李炎即位后，这种极不平衡的社会状况才被打破；与先辈们礼佛不同，李炎极其信奉道教，于会昌元年便开始策划“灭佛运动”；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在唐代道教名仕“赵炼师”赵归真的唆使下开始“灭佛运动”，勒令有犯罪记录、破戒和欺诈的僧尼还俗，寺庙财产充公。
会昌四年至六年间，唐武宗的“灭佛运动”达到高峰，除东都洛阳留两寺，西都长安留四寺，一州只留一寺外，其余全国寺庙近五千所全部拆毁，强迫僧尼还俗者近三十万人，佛像佛钟等融铸钱币或制成农具，寺庙财产全部充公，寺庙土地回归国有。
公元846年，唐会昌六年，李炎因服食赵归真丹药中毒暴毙，赵归真也获罪被杖杀；直到信奉佛教的唐宣宗上位后，才宣布停止了“灭佛运动”。
综上所述，唐武宗灭佛史称“会昌法难”。佛教在唐朝的兴起，和当时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唐朝的第三次“灭佛运动”从最早的发起人傅奕，直到中期的韩愈，至晚唐李炎才最终实现，其中寺庙经济也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只是唐朝政权也病入膏肓，最终唐末爆发的农民起义使中原佛教又一次遭遇重击，人员流失加上佛经丢失，没有了基础的佛教再不复当年的香火鼎盛。

4、后周世宗柴荣灭佛事件
唐朝灭亡后，中国又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南北大分裂，各个割据政权交替出现，彼此之间纷争不断，这个时期就是“五代十国”；其中后周世宗柴荣就是这个乱世的一位英明君主。
柴荣一生南征北战，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贡献，为之后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北宋奠定了基础；“五代十国”中各个小朝代都为了巩固现有领土并抵御外侮，在宗教方面有一定的限制性措施。
公元955年，后周显德二年，柴荣为增加国家劳动力和军队兵源问题，开始对国内的寺庙和僧尼进行大整顿。柴荣并未对出家人大挥屠刀，只是对僧人的出家条件进行规范化，颁布诏令严禁寺庙私自招度僧人，严禁作奸犯科之人遁入空门等等，同时还拆毁没有获得官方承认的寺庙三万余座，勒令还俗僧尼六万多余名。
经后周世宗的大力整顿，全国只剩不到三千座寺庙，原本已经衰弱不堪只能勉强维持的佛教更加走向衰败，儒佛道的三教矛盾也没有那么尖锐了，即使不能和平共处，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缓和许多。
综上所述，后周世宗柴荣的第四次“灭佛运动”虽然没有之前的三次那么激烈，却是影响力最为深刻的一次，他令原本一蹶不振的佛教更是雪上加霜。
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以上面这四次规模最为宠大，西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两大重要支派受到打击影响最深，北方佛教派系基本凋零，南方佛教派系迎来了发展高峰。
佛教十宗中唯余大乘八宗的净土宗和禅宗，由于他们属于自给自足，自耕自食的性质，此后发展成为中原佛教的主要宗派，其余大乘六宗和小乘二宗归于沉寂。
佛教自传入中原地区以来，与中原儒家、道教之争从未间断。儒家的“忠君孝亲”，以及儒家伦理著作《孝经》的《开宗明义章》中的“身体毛发，授之父母”，与佛教中的剃渡出家，典故“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等有很大的抵触，其“慈悲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更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战争扩张、掠夺屠戮的理念方针南辕北辙。
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出于各种原因开展“灭佛运动”，镇压取缔沙门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大量珍贵的佛教文化和文明遗产，以及艺术珍品就此被毁，不得不说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重要缺失。

欲佛摆件

二、禁佛运动的历史原因

禁佛运动发生在公元17世纪的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是中国历史上对佛教实施限制和打压的一次重要事件。禁佛运动的发生主要与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有关。
首先，政治因素对禁佛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和统治危机导致了社会动荡。清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限制佛教活动。这是因为佛教寺庙曾经被用作起义的根据地，清朝政府认为佛教会对其统治产生威胁。
其次，经济原因也是禁佛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因。明朝末年，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清朝建立后，政府需要大量财政资源来巩固统治。因此，清朝政府将佛教寺庙的财产收归国有，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最后，宗教因素也在禁佛运动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清朝是一个以道教为主要宗教的时期，清朝政府希望通过限制佛教的发展，加强道教的地位。此外，清朝政府还对佛教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试图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提高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历史背景
公元八世纪，莲花生大师应赤松德赞之请入藏弘法，建立桑耶寺，并与寂护一起建立了藏传佛教体系。
藏传佛教建立后，在一段时间内十分兴盛。
朗达玛灭佛
佛教传入吐蕃，一开始就受到传统的本教势力的抵制，佛、本之间的斗争，历200余年而不息。赤祖德赞大兴佛教，并在王朝中重用僧人，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引起了贵族们的极大愤慨。于是，他们积极策划灭佛活动。松赞干布、赤松德赞与赤祖德赞在藏文史籍中合称为“三大法王”。赤松德赞死后，他的儿子牟尼赞普（797-798年在位）继位。为了巩固王室集权，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提倡佛教。据史籍记载，他在公元798年被他母亲侧绷萨毒死，其原因有两个：一种可能是崇信本教反对佛教的贵族大臣指使侧绷萨干的。另一种可 能就是赤松德赞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争夺赞普宝座的结果。牟尼赞普死后，他的弟弟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上台，在他父王发展的基础上，又增修建了寺庙，翻译佛典，特别优待僧人，王室成员可以出家（他的大儿子臧玛就出家为僧），僧人干预政事等项措施。但是，他的兴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很多王室贵族以所谓的”下面”即民众（本教徒）的要求上达赤德松赞，这些要求的内容大致为:”从占卜和梦兆说明不应该信奉佛教，如果信奉佛法就会使工作遇灾和对国家不利。设在王宫里的佛教道场应该丢在一边加以封禁，信奉佛教是不对的。”这显然是本教企图复辟和拥护本教的贵族向他提出的挑战书。但赤德松赞拒绝了这些要求，为了扼制反佛势力的发展，他再一次领导王妃、小邦王子、贵族大臣发誓，尊崇佛教。
赤德松赞死后，由他的第五子赤祖德赞继位。赤德松赞共五个儿子，大地藏玛信佛出家，二儿子和三儿子早死、四儿子就是朗达玛。据藏文史籍记载，朗达玛是一个“嗜酒喜肉，凶悖少恩”的人。朗达玛本名达玛（也译作达玛），因为他反对佛教，教徒说他是牛魔王下界，因此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一个“牛”宇，就成了朗达玛，以示对他的反感。 朗达玛为首的王室贵族反对佛教，首先把矛头指向出家的大哥臧玛。他们攻击臧玛虽出家但不守清规戒律，迫使赤祖德赞将他流放到远方去，接着这些贵族又造谣生事，说“作阐布”贝吉允丹和王妃文统萨贝吉昂粗私通，使赤祖德货在盛怒之下把“韩阐布”处死，王妃也自尽身亡。这些贵族大臣们将他的亲信们清除怠尽以后，发动了一场政变，并乘赤祖德赞喝醉酒时将其绞死。
朗达玛（公元838-842年在位）于公元838年继赞普之位。 朗达玛能够登上赞普宝座，除了赤祖德赞以“七户养僧”的新制使僧人数量增多，民间苦于重税而影响生计，怨恨不平而对佛法逐起反感之外，他所创导的佛法乃印度晚期之佛学即大乘之精粹，这绝非一般民众所能接受，也是一个原因。何况在翻译经典之际，禁止密乘典籍的翻译，也与吐蕃的本教信仰格格不久。由此种种原因，便促成了朗达玛灭佛运动。朗达玛灭佛是西藏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比第一次禁佛广泛得多，对佛教的打击报复也更为严重。 朗达玛首先停建、封闭佛寺和破坏寺庙设施，把赤祖德赞时期已经开工修建的佛寺都停了工，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神殿都被封闭，小昭寺被当作牛圈使用，凡是佛教活动的场所都遭到查禁。许多佛像从寺庙里取了出来，钉上钉子扔到河里，大昭寺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据说也打算扔到河里去，但因不易移动而再一次被埋起来。又因为文成公主将佛像由内地运来，才使吐蕃有了佛教，所以文成公主被说成是罗刹鬼转世。寺内的壁画被抹掉以后，又在上面画上僧人饮酒作乐的画。接着焚毁佛经，有数量众多的各种佛经被烧掉，其中有少数佛经被僧人偷偷地埋入岩洞之中保存下来，这就是以后发掘出来的被称之为《伏藏》的典籍。还有些佛经被有些僧人带着逃到边远的地方去了。佛教僧人同时遭到镇压，僧人的处境惨不忍睹，根本无法在吐蕃生活下去，只得另找出路。印度来的僧人逃走了，有一部分吐蕃的佛教徒也跟着逃到印度，如赤德松赞的师僧娘·定埃增桑布和最早出家的“七觉士”中的个别人也跟着往印度逃跑，据说他们在半路仍被追杀而死。留在吐蕃的僧人被迫还俗或者是弃佛归本，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就得带上猎狗，拿着弓箭去打猎。他们还被强边拿着本教的法器——鼓，去参加本教的崇拜仪式，而这些都是佛教僧人绝对禁止做的事情。 朗达玛是针对佛教的佛、法、僧三宝来摧毁佛教的，时间虽然不很久（公元838一842年），但对佛教的打击十分沉重，以致西藏佛教史把朗达玛时代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时期”。
朗达玛的灭佛,适与唐朝武宗的”会昌法难”相先后，虽然两地的毁佛因缘如出一辙，但西藏佛法传播不久，根蒂不深，故它遭到的打击，超过了”会昌法难”。公元842年，在拉境（今西藏洛扎县一带），有一个名叫四吉多吉的僧人将他暗杀致死。关于这件事，藏文史籍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说： 吉祥金刚当时正在山间幽谷的洞窟中修行三昧，忽有一位空行母在前出现，并对他说：“藏土能在佛教中表现功德者，舍汝莫属，朗达玛王以残酷手段谋将佛教灭绝，今杀非法者时期已到，吾与汝同在，莫恐怖。”空行母言毕即隐。吉祥金刚闻悉朗达玛的破佛罪行，生起了无上的大悲愍心，若不杀此王，他将继续造作重罪，也将增加未来的地狱苦报，为了使他不能继续破佛，故以大悲愍心方便将他杀死。吉祥金刚找到一匹白马，用颜料将它个身涂黑，自己则穿上一件黑面白里的外套，贴身藏了弓箭，骑马来到布达拉宫前，表演奇妙的舞蹈之戏，恰合时期朗达玛王正在宫前，阅读《甥舅联盟碑》上的文字，吉祥金刚且舞且行，低首为礼，行近国王，他一共低首三次，初次搭箭上弓，二次张弓待发，三次低首时，口中朗诵：“风环地、地环水、水灭火，金翅乌胜水龙，金刚石穿宝石，天种制阿修罗，佛陀胜狮子王，我亦如期杀非法之王。”言毕对准王胸，猛射一箭，王大声而呼，两手拔箭，倒地而亡。吉祥金刚立即将外套反穿，趁着众人混乱之际，荒马而逃，途中经过一湖，又将马身所涂的黑色洗去，变成了白衣白马之人，逃过了追骑的眼目，到达安全地带。 但朗达玛死后，佛教并未得到复兴，反因王被喇嘛刺杀，其亲信更迁怒于佛教僧人和信徒，或捕杀或自逃之，西藏境内僧人无一幸存。佛教文化固被灭除殆尽，一般文化亦同遭厄运。而且朗达玛死后，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即大王妃抱养的永丹和小王妃生的欧松之间的争立，大臣们分成两派，从此吐蕃三室分成两支，累年相争，战乱不已。吐蕃在各地的将领也拥兵称雄，彼此争代，过去一些归属吐蕃的部落也相继脱离吐蕃的管辖。紧接着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爆发，席卷了整个西藏地区，吐蕃王朝在这样的局势下随着佛教的衰落而崩溃了。

后弘期的进入
在这约百年之久的时期，纵然有人试图恢复佛教，亦因为内乱受阻，西藏民间内，几乎将佛教遗忘。故尔，在佛教史上一般把松赞干布时佛教传入到吐蕃，到胡达玛禁佛这一时期，称为“前弘期”。 在朗达玛禁佛以后，一度被压下去的本教，又开始复兴。自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混乱局面，直至10世纪后期，整个西藏地区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佛教方得到复兴和发展。然而，这一时期藏族社会虽然稳定但在政治上却是分散的，反映在佛教上，即是佛教复兴活动也是分散的、自流的，进藏的僧人学派不一，出外学法的西藏僧人也是各学一套，佛教此时固然得以恢复，但显得有些混乱、阿底峡大师进藏后，对教理和修持的系统化、规范化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他也未能将佛教统一起来。 在朗达玛灭佛时期逃往他乡的西藏僧人，虽身处异地，仍坚持不懈地弘法及译经。其中最有名的是逃往敦煌的法成，他将《话里母陀罗尼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梵文译成藏文；将《楞伽阿胶多罗宝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贤愚经》、《千手于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等从汉文译成藏文，并著有《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历记了西藏佛教的史事兴衰。他还为谈迅、福慧等人宏讲《瑜伽论》，表现出西藏僧人坚韧不拔的精神。
公元十一世纪，印度佛教大师吉祥阿底峡大师被迎请入藏。
吉祥阿底峡大师入藏后，行后造《菩提道灯论》、《入二谛论》等，大弘佛教，使佛教再次在藏地兴盛起来。
藏人把朗达玛灭佛前的佛教兴盛时期称为前弘期，而把阿底峡大师入藏后的佛教兴盛时期称为后弘期。
而形成后弘期的佛教弘法运，主要有两支，即所谓“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
吉祥阿底峡大师入藏弘法，被称为“上路弘法”

禁佛运动-影响
藏文史籍均认为，佛教在朗达玛赞普执政（公元841——846年在位）时期，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法难事件。实际上，这是由反佛大臣策划、朗达玛赞普亲自下令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草原灭佛运动。此次灭法运动，不仅取消了昔日由吐蕃王室保护广大僧众的一切法令，而且剥夺了寺院及僧众的所有财产和享有的一切政治特权，从而使佛教在吐蕃的整个组织都被彻底粉碎，佛教僧侣皆从寺院驱逐出去，并强迫僧众还俗，甚至让佛教僧侣或去狩猎或当屠夫，不从命者皆被杀戮。所以，僧人大都逃向民间，不得不重新回到世俗生活，成为负担差税的普通平民。赞普还下令封闭所有寺院和佛殿，首先从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等著名寺院动手，将所有佛寺内的佛像或埋在地下（如大昭寺和小昭寺内的不动金刚像与释迦牟尼两尊佛像就埋入地下）、或抛入水中、或捣毁。佛教经典也同样遭到毁坏、或烧毁、或投入河中，当然也有不少佛经被信佛群众藏匿起来。寺院和佛殿里的佛教供品被捣毁之后，他们用泥巴把寺院和佛殿给封闭起来。从此，吐蕃佛教进入濒临灭绝的所谓的黑暗时期。朗达玛的灭法事件，尤其对佛教教团组织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朗达玛的灭法事件，在藏传佛教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后来史家以此为界，将藏传佛教通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断代史。即“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是指公元7世纪中叶（从松赞干布算起）至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为止），这段时期长达二百年之久。
随着朗达玛的灭法事件，吐蕃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局面也开始全面崩溃。以朗达玛赞普为首发动的灭法运动，大大伤害了广大佛教信徒的宗教感情。当时佛教信徒对朗达玛赞普恨之入骨，从而又导致另一场佛教徒谋杀吐蕃赞普的残酷事件。朗达玛逼迫佛教僧侣脱下袈裟上山打猎的情景，被一位山中修炼佛教密宗的大师看见，并在忿怒之下产生杀害赞普的念头。这位密宗修炼者叫拉隆贝吉多杰，他当时在吐蕃的著名佛教修行处之一札耶尔巴修炼，看见佛教徒遭遇的惨状，便携带弓箭下山去伺机刺杀迫害佛教徒的头号敌人，即朗达玛赞普。根据藏文史书记载，朗达玛赞普在拉萨大昭寺前阅览碑文时，被拉隆贝吉多杰以叩见赞普为由射箭杀害了朗达玛赞普。刺杀成功后，拉隆贝吉多杰夜以继日地逃离吐蕃政治中心，到达了安多地区。
朗达玛赞普被刺杀后，吐蕃王室内分离成两派，各自支持两位年幼王子来继承赞普位。于是发生内战，且一发不可收拾，随之爆发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很快被推翻。结果不但没能重新建立新的王朝，而且以前统一的吐蕃王朝分裂成若干个小邦，从此吐蕃地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许多著述中所说的藏族地方割据势力时代。藏传佛教虽然早已进入所谓的百年黑暗时期，但是并没有因朗达玛的禁废而寿终正寝。反之，吐蕃王室的覆灭及社会上的大动荡给以后藏传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比如，在藏族地方割据势力时代，藏传佛教走向民间，完全成为公民个人自由信仰的宗教，不再像以往那样受王室权力机构的统一领导，也不再听命于宗教团体的严密管理。也就是说，朗达玛赞普时期发起的灭法运动，不但没有彻底撕毁佛教在吐蕃的基础，而且在客观上将佛教推向民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在“前弘期”内已经赢得吐蕃人民的普遍信仰，并在广大低层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后来的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或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吐蕃王朝的覆灭以及藏族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为藏传佛教的复兴或发展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自由而广阔的空间，随之出现了藏传佛教史上的“后弘期”。

佛本是道

三、佛教影响

灭佛运动和禁佛运动对佛教信仰与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这两次运动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大降低。灭佛运动导致了大量佛教寺庙和文化遗产的破坏，佛教信仰受到了严重压抑。禁佛运动则限制了佛教的发展和传播，使得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大幅下降。
其次，这两次运动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灭佛运动和禁佛运动削弱了佛教对社会秩序和文化的影响力，使得中国社会更加注重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传统价值观念。
最后，这两次运动对佛教信仰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许多佛教信徒被迫改变信仰，或者选择隐藏自己的信仰，以避免受到迫害。这导致了佛教传统的断裂和一些佛教文化的消失。
灭佛运动和禁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受到冲击与限制的两个重要事件。这两次事件的发生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它们对佛教信仰与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然而，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并继续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