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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发掘“二里头玉器”家族的中国玉文化

暑期,河南洛阳博物馆迎来了人流高峰。该馆珍宝馆玉器珍品七孔玉刀让不少参观者惊叹不已。这件文物精品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家族中个头儿最大的一个。
古人对玉推崇备至。位于“天下之中”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出土了不少玉器,这些玉器标志着中国的玉文化进入“少年时代”。

古玉器:玉戈

出土玉器千余件
玉文化是我国最早的文化之一,持续时间长,内容也很丰富。
我国玉文化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为玉文化的“童年时代”;夏商周是第二个时期,是玉文化的“少年时代”;秦汉时期,我国玉文化正式进入“青年时代”,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玉文化;汉唐以后,玉器开始走下神坛,玉文化进入全民普及时代。
据相关统计,二里头遗址30余座墓葬,共出土玉器1200余件,按照分类,有玉柄形器、玉璋、玉刀、玉圭、玉璧戚、玉戈、兽面铜牌饰、绿松石饰、玉管、玉铲、玉镯、玉尖状器、月牙形玉器、玉板和玉铃舌等近20种器形,无论是造型和做工,在当时已非常精美。
这些玉器中,可以明确作为礼器的有玉圭、玉璋和玉璧戚等,玉钺、玉戈和玉刀,虽然具备兵器和工具的形制,但并非实用器,可作仪仗用器,也具备了礼器的性质。此外,玉柄形器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也属于礼器范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王敏介绍,从文化分期看,二里头文化一期,玉器仅见少量绿松石饰品,二期玉器数量增多,出现了玉柄形器、兽面铜牌饰、玉圭等新类型;三期是二里头遗址墓葬玉器的高峰期,绿松石被大量使用,柄形器、玉璋、玉璧戚、玉戈、玉铲等重要礼器和仪仗器的数量也很多;到了四期,玉礼器和仪仗器明显减少,绿松石饰品骤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杨宏伟说,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与二里头都邑出现成组大型玉礼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土的玉礼器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其中,钺、璋、刀和圭应都源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到以后的二里冈文化趋于衰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柄形玉器和玉戈在此后得以传承。
其中,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出现的牙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形制进一步演变为更复杂的形式。有专家把装饰有扉牙的牙璋称为“龙牙璋”。后来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香港和越南出土的牙璋,与二里头“龙牙璋”一脉相承,显示出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辐射与影响。

良渚古玉

绿松石镶嵌工艺超前
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中,绿松石饰品是唯一贯穿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种类,三期的绿松石在数量上最多,也最精美,有绿松石片和绿松石串珠,一般用作眼饰、耳饰和串饰。绿松石片形状有三角形饰、扁圆形饰等。
二里头的绿松石镶嵌技术已比较成熟。其中,以国宝级文物——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为最,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十分生动传神,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根源,是真正的“中国龙”。
“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杨宏伟说。
除了这件龙形器,能代表当时绿松石镶嵌工艺的,还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面铜牌饰,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铜牌饰。其中,四期出土的一件铜牌饰置于墓主人胸前,正面用许多碎小的长方形绿松石片很整齐地镶嵌成兽面纹,四角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形象生动,制作精巧。

羊头挂件红山古玉

承上启下玉文化
王敏说,从目前出土的玉器来看,二里头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规律的用玉制度,玉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却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对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二里头不同文化分期的用玉情况和治玉技术的进展的背后,则是中原王朝势力的消长。
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
“在二里头遗址都邑,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杨宏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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